我们固然反对以粗暴的态度对待遗产，可是也反对只从表面现象出发，以忽视思想感情的社会内容和阶级性质的态度对待遗产。
我们固然反对唯成分论，可是也反对把国家和爱国感情理解为超阶级的东西。
最近“文学遗产”上接连发表了三期关于李煜词的评价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均使我有“过之”与“不及”之感。我认为否定李煜的词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地位，那是过于粗暴；若肯定李煜的词在高度地表现爱国思想和人民性，那也不合事实。
△李煜像资料图片从晚唐温（庭筠）韦（庄）的词，发展到北宋柳（永）苏（轼）的词，李煜是起过推动作用的。温韦的词，绮丽腻滑，有浓厚的唯美主义气氛；李煜把词由专事刻绘阶段推向自我抒写阶段，由绮丽腻滑阶段推向白描朴素阶段，开辟了一条词的新道路，宋代词人所走的道路。
李煜在亡国以前的词，就运用白描的方法，表现了他的坦白、率真的心情。他的词，把他那种贵族阶级的华贵、朽腐、淫逸生活，毫不掩盖地勾画出来。在“菩萨蛮”里描写他与小周后在花明月暗、轻雾迷离的晚上出来幽会，在“一斛珠”里描写一般宫娥晓粧、清歌、醉酒、谐谑的神情。这种对生活感情最真实的描写，给词添加了活力。
李煜在亡国以后的作品，也是运用白描的方法，表现了抑郁，痛苦的感情，悲哀绝望和“困兽犹斗”两种不调和的感情，交织在作品中，这给词的创作，带来更多的自由。在“望江南”里，对逝去的年华表示惋惜；在“虞美人”里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凄凉。“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使用恰当的比喻，很精确地传达出他失去自由了的囚徒那种激动的心情和深刻的感受。语言那么精确、朴素、简洁，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李煜突破了“花间集”派那种局限于男欢女爱的词的小范围，也突破了“花间集”派那种以“绮丽腻滑”、“如春梦似的迷惘”的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开创了词的抒情的新路线。这样有成就的词人，不能因为他是一个皇帝身份，就抹煞他在词的发展上的地位。
不过，李煜的词多是写宫廷生活和个人生活，很少有表现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关怀。当南唐国势日益削弱的时候，他为了维持独立王国的生命，残酷地剥削人民的财富，一以供自己生活上的挥霍，一以输送给北宋屈膝图存。“邵氏闻见录”有“李主国用不足，民间鹅生双子，柳条结絮，皆税之”（周在浚、南唐书汪卷二后主本纪引）的记载。“唐余纪传”里有“后主末年至铸铁钱赡国，掊民绢充贡”（同上卷十五刘承勋传引）的记载。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有“予里中有寺曰南华，藏杨（行密）李（煜）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行密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税至是”的记载。从这些记载，说明了李煜对其统治下的人民所施行的经济剥削是相当残酷的，也说明了李煜对人民是不关心的。我们退一步说，即使李煜偶尔也有关心人民的主观愿望；如“亲录囚徒，原货甚众。”“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马定南唐书五）但在客观效果上，很少收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实效。李煜在亡国以前的作品，既没有透露对北宋所施压迫表示愤慨，也没有流露对本国人民生活痛苦表示同情。他在亡国以后的作品，诚然有些“故国“情调，在“虞美人”里惨呼“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在“菩萨蛮”里惨呼“故国梦重归，在“望江梅”里低吟着“南国正芳春”、“南国正清秋”，在“破阵子”里低吟着“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从这些语言，只能意味着他对于已失去的小独立王国的留恋，对于已过去的“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玉楼春）的豪华生活的留恋。即是说，他所谓“故国”、“家国”、“山河”，与人民没有多少联系。在曹彬的军队围城紧急、李煜准备投降辞庙，也只是“垂泪对宫娥”（破阵子）。在被押赴汴途中，他有“愁千片”、有“泪万行”，也只是为了“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他到了汴京过着囚徒的生活，也只是把“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情况写信告诉金陵的旧宫人。即是说，李煜在任何情况之下，也只是想到他那个小圈子里的少数人，如兄弟宫娥之类，而没有想到广大的人民。
有人把汴京人民拦阻宋徽宗赴金营（大宋宣和遗事），与李煜“殂闻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南唐书后主本纪）一事相比拟这样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况且“江南父老”，又是些甚么阶级成分呢？这是值得考虑的。我们不能根据着“父老巷哭”的记载，就夸大为有人民群众对李煜的怀念。因此，过高地估计李煜作品有爱国思想和人民性是不妥当的。
我认为李煜词的思想性落后于艺术性：我肯定他的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感情，肯定他在词的发展上的地位，而批判他的浪漫情调，这样就比较要公允一点。
△《大宋宣和遗事》书影资料图片我以为批判一个作家不健康的浪漫情调，而肯定他在文学发展上的成就，在波斯维洛夫所著的“俄国文学史”上就有不少的例子。
“俄国文学史”对于19世纪初期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评价，批判他的浪漫情调，而肯定他抒情的现实成分和对诗歌形式的贡献。它批判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引导人们从现实和社会政治斗争走入朦胧的梦幻，走入宗教的信仰、狂想和充满迷信的神话里面。”（中译本页）但在另一方面，还是肯定“他的抒情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成份，即描写内心的主观感受时所反映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的成份。”肯定他“在改善诗的形式，使诗的形式具有更大的柔韧性与音乐性，使诗的形式适合内容，适合变幻不定的情绪这几方面的功绩。”肯定他“创制了各种韵律和节奏。他在这方面给普希金开辟了一条道路。”（页）
“俄国文学史”对18世纪末的诗人卡拉姆辛的评价，也是批判他的感伤主义，而肯定他“在俄罗斯第一个用活的社会语言代替了死的书本语言。”（页）
李煜运用了白描的创作手法，以最通俗、最现实的语言，表现他最沉痛而又绝望的感情，忠实有力，给词开辟了一条大路。这样批判地肯定李煜，并不减低李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还补充一句：思想与艺术是不能分割的；但是思想与艺术的关系，有时固然是完全相适应的，有时不一定完全相适应。即是说，有的时候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性，但艺术性却较差；有时作品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思想性却较差。李煜的词，是艺术性较高、思想性较差的范例。这样批判地肯定李煜，我以为要合乎真实一点。
内容：《光明日报》年12月11日03版
统筹：王孝强
制作：杨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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