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化的历史背景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是记录云南居民与文化的最早文献。《史记》中所谓的“西南”指巴（重庆）、蜀（成都）的西南，即今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南地区。这里分布着夜郎、滇、昆明、哀牢、筇、笮等族类。
汉武帝时，从建元年间到元封以后，经过30多年的开拓经营，在经济文化长期交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招徕与武力征讨，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犍为、益州七郡。其中，沈黎、汶山、武都三郡在大渡河以北，牂牁郡辖17县，其中11县在今云南东部。其余在今贵州西部。越嶲郡辖15县，其中三个县在今云南西北部，其余在今四川西昌地区。犍为郡辖12个县，后分设犍为南部，辖5县，在今云南昭通地区，其余在今四川南部。益州郡辖24县，全部在今云南，郡治在滇池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益州郡的设置是云南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标志。益州郡首邑为滇池县（今晋宁县），下辖24县。其中有云南县。云南县在今宾川、祥云、弥渡一带。云南县的北面有大山，在众山之中特别高大，状如扶风太一，郁然高峻，与气相连结，被称为“云山”，也就是今天大理的鸡足山。云南县在“云山”之南，故名“云南”。
益州郡的建立，标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制度在云南的全面确立，为云南始终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郡县制度在云南的确立，把诸部族的大小土长封赐为王、侯、邑长，使之大小相属，上下统领，加强了政治上递相隶属的关系，并成为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夷诸部林立，互不统属的局面。
澜沧江以西，是哀牢人居地，益州郡中的巂唐、不韦两县即在哀牢境内。为加强对哀牢地区的统治，东汉王朝于永平十年（67年）设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巂唐（云南保山）。管辖哀牢和叶榆蛮诸部,管辖不韦（云南施甸）、巂唐（保山）、叶榆（大理）、邪龙（云龙）、云南（祥云）、比苏（兰坪）6个县。永平十二年（69），东汉王朝以益州西部置永昌郡，成为直属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永昌郡管辖8个县，县虽少，但管辖的范围很大，包有今云南的大理州、保山地区、德宏州、临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等地以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
三国时期，今云南称为“南中”。当时的南中，大姓称霸，与孙吴政权遥相呼应，严重影响蜀汉的后方与进军中原、统一天下的大业。诸葛亮曾试图以政治方式解决南中问题，但毫无效果。建兴元年（）刘备死，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在此危难之时，南中诸郡皆叛乱。为安定南中，给北伐中原创造条件，诸葛亮于建兴三年（）率众南征。春三月，蜀汉大军分三路进军，一路势如破竹，秋八月三路大军在滇池胜利会师。诸葛亮平定南中大姓之乱后，在南中调整郡县，在洱海地区设置云南郡，管辖云南县等6个县。包有今大理州、丽江地区以及姚安、大姚诸地，为南中七郡之一。七郡中还有永昌郡（在澜沧江以西）、建宁郡（在滇池及其东部）、兴古郡（滇东南）、朱提郡（滇东北）、牂牁郡（在黔西）、越嶲（川西南、大渡河以南）。南中七郡统属于庲降都督。建宁郡是原益州郡的中心区域，改为建宁郡后，治所从滇池县（晋宁）迁到味县（曲靖）。南中七郡由庲降都督统领。庲降都督和南中七郡的建立，使云南的郡县体制进一步合理，加强了南中与蜀汉的联系，巩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
西晋泰始六年（）在今云南设宁州。这是云南郡县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南中从隶属于蜀的郡县，成为与蜀（益州）平行直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宁州（南中）是全国19州之一。朱提（今昭通）文化为宁州之冠冕。
从东晋永和三年（）至北周亡（），凡年。这一时期巴蜀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疆场，成都易主，不下十次。得蜀者外有强敌，自顾不暇，当然无力经营南中。南中为大姓统治。大姓恃远擅命，争长称雄。当李雄时期，霍、爨二氏最强，到咸康五年（），建宁太守孟彦率州人缚宁州刺史霍彪降于晋。爨氏并吞其他大姓，统治滇东区域，称霸南中。但爨氏始终为益州一部分，没有建国独立；凡得势于蜀的王朝，都与爨氏联络，通过爨氏统治南中。南中与内地的联系分不开、割不断。
萧梁时期，武陵王萧纪于大同三年（）为都督益州刺史，他在蜀17年，大力开发宁州，加强与南中的联系。使宁州贡献的方物十倍于前代。
大同末年，徐文盛为宁州刺史。他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风俗遂改。他是永和三年以后多年间，最有作为的宁州刺史，加强了对南中的统治，改善了民族关系。
梁承圣二年（魏废帝二年，公元年）西魏将领尉迟回乘武陵王萧纪征讨侯景率兵东下时，以精甲锐骑南下进围成都，尽得巴蜀之地，即以尉迟回为益州刺史。公元年，南朝梁亡于陈，陈无力控制益、宁二周之地，这里即为北周所有。
大象二年（）七月，北周任命将军梁睿讨平益州，任命梁睿为益州总管。梁睿两次上书请求略定南宁州，置总管府。他建议在南宁州设置郡县，并对“熟蛮”征收租税。一则可以加强对蛮夷的控制，二则有益于军国发展势力，第三可以“拓土开疆”“远振威名”。根据梁睿的建议，北周设置南宁州总管府，任命爨氏为南宁州刺史。
爨氏称霸以后，自相承袭，尽管南朝对南中已不能实行直接切实的统治，但依然不断任命宁州刺史。南中大姓被任命为官的为数也不少，但他们与外籍官员一样是“流官”，有任期、不能是世袭，且大都是在外乡它郡任职。北周任命土长爨瓒为南宁州刺史，开任命当地酋首土长为地方郡县长官的先例。从此以后，经隋至唐代天宝初年的爨守隅，中央王朝任命爨氏为刺史、都督，约年。这不仅与汉晋以来的边郡体制不同，而且与南朝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北周任命土长为刺史实是边疆郡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唐代羁縻府州的先声。
北周设置南宁州，下辖朱提、建宁、兴古、云南四郡。其境界广袤0余里。北面相当于今滇东北昭通地区和今四川为邻，南面相当于今文山州与今越南接壤，东面与今贵州分界，西面达澜沧江以西。
隋王朝建立之初，云南仍然为爨氏控制。开皇五年（公元年）左右，隋朝利用爨氏内部纷争，任命韦冲（亦作“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
武德元年（）唐朝开南中，置南宁、昆、恭等州命爨宏达为昆州刺史，通过他联络控制南宁州诸部。益州刺史段纶派俞大施治南宁州，与爨氏共同治理南宁州。武德四年（）置南宁州总管府。命韦仁寿至南宁州抚慰，置南宁州都督府，筑城立公廨，以爨宏达为羁縻都督。唐廷与爨氏等土长酋首之间相互利用、相互支持，自贞观至天宝年间，南宁地区朝贡不绝，呈现长期稳定的局面。
在经营南宁地区的同时，唐廷也深入到洱海地区设置州县。武德四年（）吉弘韦为出使南宁州，专门到洱海地区招抚昆明蛮诸部。当地部族遣使朝贡，归附唐朝，自是每岁不绝其使。接着派韦仁寿将兵人至西洱河，承制置8州17县，授其豪帅为牧宰。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右武将军梁建方征松外蛮至西洱河降其部落72所。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入朝归附，唐廷授予官秩。设置縻州都督府（今云南元谋），招抚镇守嶲州以南，郎州以西的洱海地区。永徽二年（）八月，白水蛮寇边。永徽三年（）以赵孝祖为朗州道行军大总管，征讨白水蛮及大小勃弄，大破诸蛮。巩固了唐王朝在洱海地区的统治。
麟德元年（），唐王朝设置姚州都督府（治所在姚州，今大姚、姚安），每年差募兵士镇守。姚州都督府包有蜀汉、两晋时的云南郡故地。故二名互用。统领32州。姚州都督府同时兼管永昌郡，羁縻今保山、德宏、临沧等广大地区。
唐代初年经略南宁（朗）州与姚州的重要居点之一是巂州都督府。巂州都督府是唐王朝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边州，负责管辖治理今云南广大地区的羁縻府州。初唐时期经理西南，大抵沿北周、隋代设置的羁縻州县。北周时为南宁州，分置建宁、兴古、朱提、云南4郡。隋代为南宁州总管府。初唐为南宁州都督府与姚州都督府，分置羁縻州县。武德至贞观初年有16州，到开元、天宝初年增至68州。
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乌蛮建立了众多的酋邦，称为“诏”，较大的有六诏，即蒙舍诏（今巍山）、蒙巂诏（今漾濞）、越析诏（今宾川）、浪穹诏（今洱源）、邆赕诏（今洱源邓川）、施浪诏（今洱源青索）。
洱海地区的白蛮居于今大理的凤仪、弥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社会经济较六诏发展，其居民的殷富程度堪与成都相比。
蒙舍诏主细奴罗兴起于魏山，在唐廷的支持下并灭洱海以南白蛮的勃弄诸地，唐廷授细奴罗为魏州刺史。由于占领了经济发展的白蛮地区，经罗盛、盛罗皮两个诏主至皮罗阁为诏主时，南诏已成为洱海地区最强大的酋邦。唐廷授皮罗阁为特进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唐朝剑南节度使通过姚州都督府，支持南诏，征服河蛮，并灭五诏，在洱海地区建立统一政权，筑太和城为都会。开元二十六年（）唐廷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
天宝七年（）阁罗凤为南诏王，力量渐臻强大，扩张野心随之膨胀，不断与唐争执。天宝九年（）杀姚州都督张虔陀，占领姚州都督府管辖的全部地区，天宝十年（）杨国忠调遣鲜于仲通征讨云南，惨败。天宝十三年（）再遣李泌战于西洱河，败死。阁罗凤两次大胜，乘势称强云南。大历元年（）阁罗凤立《南诏德化碑》盛称其事。但南诏并未因此脱离唐朝，阁罗凤立碑的目的在于表白对唐朝的忠诚。诉说因边官所逼，不得已叛唐的苦衷。反映虽在政治上暂时与唐朝决裂，但并未自外于中国，仍把南诏视为唐朝的一部分。至贞元九年（）南诏异牟寻致书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求归附天子为唐朝藩辅。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结盟于点苍山神祠，整个南诏归附唐朝。唐廷遣袁滋至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归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为加强对南诏的统治，唐朝设云南安抚司，任命韦皋兼任云南安抚使。自贞元十年（）后，南诏成为唐朝西南边疆的一个大的政区，名称为“云南安抚司”，由剑南节度兼管，剑南节度使兼任云南安抚使。云南安抚司是一个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边州。由南诏（即云南王）独立行使权力，但必须接受剑南节度的管理。
唐天复二年（）南诏蒙氏灭亡，自此到蒙古兵征服大理段氏（）的年间，中原地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及宋辽和宋金的对立。两宋王朝穷于应付北方的诸族，无力经营云南地区。这一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经历了郑、赵、杨诸氏的争夺递嬗，段思平于后晋天福二年（）建立大理国。尽管大理国时期，白族是云南的统治民族，但是华夏文化依然是云南的主旋律。
大理前期沿袭南诏时期的政治制度与行政区划，与南诏不同的地方是设郡。当时郡隶属于节度或都督，亦称为“部”“賧”的行政单位同列。大理后期则废节度和都督，而以府、郡统率“部”“賧”。大理国前期所设置的外府（节度、都督）以军事统治为主；大理国后期废节度和都督，设置“府”“郡”，以政治统治为主。大理国后期设立八府、四郡、四镇，分封高氏子孙于八府，世袭驻守。
在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段氏统治的余年，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即在南诏蒙氏的基础上有很大的进步，为元代开设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蒙古宪宗三年（）十二月，忽必烈率兵击灭大理段氏政权。第二年，忽必烈班师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继续平定大理各部，经两年多征战，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宪宗七年（）兀良合台在云南布置郡县，设官料民的建议得到朝廷的赞同和支持，给兀良合台授银印，加封为大元帅，镇守云南。
元代云南的疆域比段氏统治的大理国范围更大。所司之土，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属交趾。至元十年（）六月，元廷以平章政事赛典赤主管云南事务，统领哈剌章、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鸭赤5城。至元十一年（）正式建立云南行省。同时改定路、府、州、县名号。至元十三年（）以所改定云南郡县上报朝廷。元初设置云南行省，下辖路府州县，与其他省区大致相同。但是在云南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路府州县的长官，一般任命土长酋首担任。甸、寨则设头目，由当地头人担任。宣慰司、宣抚司各领路、府、州、县、甸、寨，委派流官担任宣慰使、宣抚使，其职位在土长之上，是行省的分设机构，掌握一方军政大权，巡行督察，以军事控制为主要方式。因此，云南的诸路宣慰司就兼任都元帅之职。
元朝先后在云南设置民屯八处。军事屯田的任务主要由蒙古、色目、契丹等民族组成的军队承担。派遣到云南镇戍的军队也有汉军（北人）和新附军，亦即归附蒙古的南宋军队（南人）。屯垦镇戍的汉人军队中，当有不少人落籍云南。除从军的汉人移民云南外，还有游宦、商旅、工艺的汉人进入云南的主要城镇。元代进入云南的汉人，不仅在当地安家落户，而且保持世籍，延绵不断。蒙古、回回、契丹移民逐渐在云南落籍。
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师征云南。经两年征战招抚，明军占领云南各地。明王朝为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广设卫所，移民屯田。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户，经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户，其中军户总计户，占71%强。与军事屯田开展的同时，还实行民间屯田。明代还将罪犯贬谪充军到云南，这是明代内地汉人移民云南的一个特点。到明代后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的总数已达万左右。汉族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土著的“蛮夷”人户，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到明代有了根本改变。汉族人户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土著民族，而且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谢肇淛《滇略》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1]。
明代多年间，汉族移民附着于土地，世代相袭，从“寄籍”变为世代定居的“土著”，从外来的客户变为本土的主人。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形成“云南人”。“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清顺治十五年（），清军由吴三桂、铎尼、赵布泰等人率领，从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入滇。永历帝败走，各地土司全部归附。清军入滇后，改云南的布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同时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两省互驻。
在清一代，云南学校教育沿袭明朝制度而有所发展，不仅数量比明代多，且科举类别比明代全。洱源白族学者王崧，嘉庆四年（）进士，官山西武乡县令，编有《道光云南志抄》及《云南备征志》二十一卷。弥渡人师范，嘉庆六年（）中举，官安徽望江县令，著书百余卷，其中《滇系》40卷为云南史志名著。石屏人袁嘉谷（~1），光绪二十九年（）中经济特科进士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官浙提学，兼署布政使。光绪二十八年（1）年云南建立高等学堂，各府、州、县普建中学、小学。高等学堂后来发展为两级师范学堂，其中优级培养中学教员，初级培养小学教员。1年后又建方言（学英、法文）、东文（学日文）、政法、工矿、农业、工业、蚕桑、商业、铁路、武备、陆军讲武等学堂。陆军讲武学堂于宣统元年（）重建，后发展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武官培养基地，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
清代云南的行政区划，多依明代旧制而时有改易。到清代末年，领府十四，直隶厅六、直隶州三、厅十二、州二十六、县四十一。又土府一、土州三、土司十八。
为对付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界务、商务交涉，光绪十三年（），增设临安开广兵备道，驻蒙自，领临安、开化、广南三府。
清代绿营兵制，设镇、协、营于各地驻守，有事调遣，事毕返回防区。绿营兵分防布置，防区称为汛地，为派千总、把总领兵驻守，盘诘往来行人，维持道路畅通无虞。汛有固定防区，有分设许多塘房关哨，所有州县境内，普遍设立。清代汛塘制度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对于开发山区，促进云南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推动了云南郡县制度的发展与巩固，有利于保卫边疆和祖国统一。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云南为中华民国一个省，年废除府、厅、州，形成省县二级制。
自公元前年益州郡设置到今天，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云南始终是中国的一个郡、一个州、一个省。云南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
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到民国建立，云南的政治中心和文化重心有三次大的移动。
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滇池县（今晋宁）为郡治，滇池县亦成为云南的文化重心。东汉永平十二年（69），分益州西部设置永昌郡。以雟唐（今保山）为郡治，雟唐成为澜沧江以西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哀牢文化为主要特色。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大姓之乱后，调整南中郡县，设庲降都督统领南中七郡。庲降都督的治所移至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晋设宁州，依然以味县为治所。云南政治中心从滇池地区迁至滇东区域，一直延续到唐代初年。这时，云南文化的主流是以爨氏为代表的爨文化。唐朝势力在天宝西洱河战事失利后退出云南。南诏以洱海为中心统一云南。南诏在今大理古城建立首府，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和文化重心。大理国继续以大理古城为首府，直至年蒙古军灭亡大理国为止。元帝国于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省，以昆明为省会，自此，昆明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云南政治文化中心差不多年移动一次。文化中心随政治中心的移动而转变，促使文化在云南各地普遍传播，一方面促进文化在云南各地的广泛交流与融会，减少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一方面在增加云南文化凝聚力的同时呈现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了云南文化的整体发展。
云南历史发展的经济土壤
云南是亚洲水稻的起源地之一。直到明代，云南西部的土著族类还依靠野生稻生活。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中写道：“野生嘉禾，不待播种耕耘而自秀实，谓之天生谷，每季一收，夷人利之”[2]。年以来，在云南已经发现野生稻的地方近百处。滇池地区新石器遗址中有稻谷的遗留。在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的碳化谷，经科学鉴定，距今年左右。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粒，为公元前年左右的遗存。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了稻谷、麦子。这些都为云南是世界上较早种植稻谷、麦子的地区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滇人“耕田，有邑聚”[3]，说明农耕已经是滇池地区主要经济形态。西汉末年，地方官员文齐在今昭通地区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其后，他担任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得到民众拥戴。大理时，大理地区的水稻种植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大理市大展屯东汉二号墓出土的“水田与池塘”陶模，形象生动地说明大理地区不仅种植水稻，而且有了蓄水灌溉的技艺。唐代，南诏的农业生产进入新的阶段。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不仅种植水稻，而且实行稻麦轮作。在中国农业史上，云南当是最早实行稻麦轮作的区域。明代初期，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垦殖。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明代末期，玉米、甘薯、马铃薯传入云南。清代在山区设置汛塘，云南山区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古至今，农耕经济是云南的主要经济类型。
云南大多数地区为低纬度高海拔的山地，不愁天降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人们将山地改造为种植水稻的梯田。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居民已经在山地修筑台地，种植庄稼。唐代云南梯田已经较为普遍。樊绰《云南志》说“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4]。《南诏德化碑》称境内“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5]。这是历史上最早见于记录的梯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云南许多地方环垒为田、水田夹江的梯田景致。云南山区，梯田层层叠叠，似云梯直上苍穹。梯田稻作农业不仅带来米粮丰收，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
云南山区居民，多实行“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明清之际，云南广大地区盛行刀耕火种。所谓水耕禾稼、火种荞麦，各得其宜。刀耕火种依赖其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性和独特的生产技术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较好的山地农耕方式，其产量与同时期同地域的精耕农田相差不大。生产方式简单，投入少产出高，人们还可以用更多时间从事狩猎、手工劳动补充生活[6]。刀耕火种农耕孕育的文化与精耕水田的文化自然有不少差异。
云南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云南发现的镇源千家寨古茶树、勐海巴达古茶树、双江勐库古茶树、澜沧邦崴古茶树、勐海南糯茶王树，形成从野生型、过渡型到栽培型的完整系列。这些古茶树的发现，为茶叶起源地提供了活生生的实物证据。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一千年前，西双版纳与普洱地区就已经利用和种植茶叶。云南产茶见于记录是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其书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在今景东县，是南诏所设“银生（开南）节度”的首府。到了清代，普洱茶名声大振。世人逐渐发现普洱茶不仅香醇好喝，而且有益健康。普洱茶的身价日益增高，成为京师争购品饮的名茶，也成为云南进献皇帝的贡品。皇帝得到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不仅自己品尝，而且赏赐给皇亲国戚，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使臣。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饮乳食肉，缺少蔬菜，不仅不易消化，且易积热；而茶之功用，能释滞消壅，泣喉止渴。所以西北少数民族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达到没有茶就无以为生的地步。茶叶及茶叶贸易，对于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茶叶从单纯的解渴疗疾升华为品味生活，反映心理感受，体现精神寄托，展示生活韵味，形成了云南独特的茶文化。
云南云龙天然太极图
云南的山地林木茂盛，茅草遍野，适宜畜牧业发展。“夏处高山，冬入深谷”[7]是云南畜牧业的显著特点。这是云南人民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冬夏高山与深谷的气候、植被不同而总结出来的畜牧经验。这种畜牧方式有利于农蓄并举，一直延续到当今。云南的畜牧业中，以养马著名。汉王朝一次从益州掠获牛、马、羊属30万，可见规模巨大。唐代北至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腾冲和滇池地区，不仅养马多，而且还培育好马。宋代，云南所产“大理马”闻名天下，成为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马是云南主要的运输畜力，各地都有马帮运输物资，运输驮马数十万。
云南少数民族中大多保留采集生产生活方式。采集的物种多达百余种，除采集植物外，还采集昆虫食用。捕鱼狩猎也是云南少数民重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采集渔猎深刻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家庭形态、社会组织、分配方式、交换形式都有重要作用，还对人们的心理素质、音乐舞蹈、文化艺术产生极大的影响。
唐宋时期，云南的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发展。洱海地区的所谓“河赕贾客”已经成为云南商贸活动的主体。南诏政权有了主管商贸的机构“禾爽”，改变了汉晋时期云南的过境贸易的特点。云南的纺织品，尤其是丝织品已经达到四川的水平，云南的刀、犀甲、漆器都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说“云南漆织诸技甲于天下”[8]。云南的刀剑、甲胄、漆器、丝绸等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商品。宋代云南的马大量输入宋朝。贸易的商品从贵族消费的奢侈品逐渐转为大宗的民间生活用品。云南的交通也从短途相连的形式发展为长途贩运。
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自永昌道入缅，在缅甸南部见到云南阿木州（今通海）所产的马被赶到缅甸南部海滨出售给印度商人，成为盛极一时的贸易。元明清三代，不断有移民进入缅甸经商、开矿、务农，不少人定居缅甸。明朝初年，缅甸孟密地区形成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贾客云集、商贾辐辏的盛况。缅甸人也大量到云南经商贸易，明朝初年在昆明设置“缅字馆”，接待缅甸朝贡使团，接待缅甸商贾，培训翻译。十八世纪末，居住在缅甸的华人已经超过6万人。缅王在滇缅贸易的中心城市阿瓦（曼德勒）专门设置“伯坎们纪德由蕴岛”的职官，专门负责管理中国商人事务。
商业贸易促进了初级集市——“街子”（定期定点的的贸易场所）的形成，而且很快遍布云南各地，各县都有十几个到数十个不等的街子。云南的街子在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下形成不同特点，有“露水集市”“日出市”“日中市”“夜市”等类型。云南的街子大多以十二生肖的日子为街期，诸如鼠街、牛街、马街、羊街、猴街、鸡街、狗街、龙街等。云南的街子最大的特点是集商业贸易、社会活动、文化交流为一体。除了日常的街子外，还有节日与商贸结合在一起的一年一度的大型“街子”，如白族的“三月街”、白族彝族等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在邑集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大的城镇，如昆明、大理、保山、曲靖、楚雄、思茅、蒙自、腾冲等。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进步。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有铜矿、银矿、金矿、锡矿的开采和利用。云南是铜、镍合金技术的原创地，这里生产的白铜被专称为“云白铜”。白铜见于文献是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但云南生产白铜并非始于晋代。早在秦汉时期，云南的铜、镍合金技术，就已经颇为成熟。唐、宋时期，“云白铜”进一步被贩往西亚、南亚各国。波斯（今伊朗）人称它为“中国石”。
战国时期，云南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技艺之高、造型之美、质量之好都令人赞叹。汉代益州的朱提银闻名于世。明英宗天顺二年（）云南上缴银课10万两，占全国银课的一半以上。清代云南的铜业影响着国家的金融与经济。明清时期，云南铜矿产量之大、品位之高，为全国之冠。近代云南的锡业在世界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东川被誉为铜城，个旧有锡都的美名。云南的矿业大多由官方垄断，但也有少量私人经营的小矿。到清代，朝廷实行放本收铜的政策，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营运。康熙年间在云南实行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办法，放开由商人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矿业生产中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易的增加，货币也发展起来。云南是世界上使用货币种类繁多的地区之一。汉代在云南设立郡县以来，就通行国家统一的刀币、布币、铜钱、银币、金币、宝钞等。唐代到元代云南通行贝币，在云南许多地区以盐为币。有的地区还以缯帛、棉纱、丝麻、茶叶充当一般等价物。云南可谓货币的博物馆。
云南的马帮运输随着矿业、茶业、盐业等工商业而发展起来。马帮运输中，马锅头拥有资金买马、雇人承揽交通运输，具有资本主义经营的特点，是明清以来，云南发展最快的行业，也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为主的行业。马帮（马锅头）游走于云南山水、穿梭于省外大地、奔波于异国他邦，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推动了云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云南是多山富水的省份，高山大川使得交通极为不便，导致云南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形成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局面。有的地方商品化、市场化已经有所发展，并出现了现代金融的雏形；有的地方则保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自给自足的形态；有的地方是封建领主制经济，有的地方是地主制经济，有的农村则已经流行雇工经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云南文化具有多样性而异彩纷呈。礼失求诸野，云南边疆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使云南保存着不少中原已经消失或变异的优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页，云南大学出版社，0年1月。
[2]《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页，云南大学出版社，年5月。
[3]《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年2月。
[4]木芹：《云南志补注》9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年12月。
[5]《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页，云南大学出版社，年5月。
[6]刀耕火种能够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每平方公里人口不能超过15人，人均占有林地30亩。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云南大多数山区能够保持人均21亩林地以上的村社已经为数不多，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已经走到其尽头。
[7]《新唐书》卷，《南蛮传》。
[8]《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页，云南大学出版社，年5月。
（责任编辑：侯焕媛）
（封面摄影：侯焕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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