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西部发展研究》年第1期（总第9期），引用请核对原文。
清代治疆方略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
张付新
摘要：清代治疆方略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目标是确保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清政府对边疆危机的认知及其应对推动着治疆方略的进步和完善，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清政府为此不断改善治疆方略。这些治疆方略有利于推进新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并深刻影响着我国西北边疆安全及其战略格局。其对今天边疆治理的启示是：治边方略的实施与绩效更多与国家的综合国力、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程度息息相关，维护国家边疆安全，必须使安民守边向兴边富民转变。关键词：治疆方略、边疆治理、边疆安全文章来源：《西部发展研究》年第1期（总第9期）。作者简介：张付新，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疆民族关系史、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史、社会治理、宗教安全等。
清王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清朝在其年的全国统治过程中，其治边思维和治边政策，伴随着其边疆危机和统治情势的变化而发展，清朝前期和后期治边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清政府的治疆方略和水平既取决于治理新疆的理念和治理新疆的能力，也取决于新疆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同时与新疆相邻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因此，正视清政府治疆方略的成效对于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理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一、背景分析：清代治疆方略的基本条件
（一）清初边疆政策形成的社会环境
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由后金政权转化而来的清朝的势力比较弱小，要在政治竞争中更加主动，必须快速发展和壮大实力，并尽可能扩充政治和社会资源，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文化上比较落后的满族必须学习先进文化从而在多民族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妥善处理各种民族矛盾与社会问题。清政府必须突破“华夷之防”的思想意识，彻底改变“以夷治夷”的天下观，这就影响和决定了清前期的治理边疆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基调。
（二）清前期的新疆局势及演变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时期。居住在中国西北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1]三部分。天山北路主要以卫拉特蒙古为主，天山南部居民以维吾尔族居多。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统治着天山南路，其首领阿不都拉哈汗在顺治朝便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随着中亚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不断渗入，宗教势力开始逐渐影响着新疆政局。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在天山南路形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两个派系，两派之间互相斗争，处于劣势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远涉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致信其高足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出兵帮助阿帕克和卓。于是，噶尔丹乘机控制了天山南路。这样，天山北路居住着蒙古族和被准噶尔部强行迁移的部分维吾尔族，原先“南回北准”的新疆民族分布格局彻底发生改变。康熙年间，西蒙古准噶尔部日益强大，噶尔丹逐渐吞并其他三部，利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2]之际，东击漠北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年（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着手歼灭噶尔丹的斗争。康熙三十六年（年），噶尔丹战败自杀，但是十年“平准”战争却未能使清朝统一我国西北地区。
从外部来看，15世纪中叶楚河流域兴起了哈萨克汗国，到16世纪2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由于准噶尔部侵扰逐渐衰落，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三个玉兹[3]，哈萨克各部落已大多归属准噶尔汗国。16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拉罕汗国。顺治五年（年），沙俄探险家已来到黑龙江流域。年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双方明确规定疆界。康熙三十三年（年），沙皇俄国实行彼德一世改革，强盛的沙俄已成为威胁我国北部安全的劲敌。清朝在统一新疆前，清政府防范重点是在天山北路卫拉特蒙古聚居区，主要推行怀柔、羁糜的治理政策。但随着准噶尔部势力的强大及噶尔丹对势力范围的无限贪欲，清朝的北方和西北边疆受到严重威胁，天山南北的民族政策被迫调整。清朝“平准”战争获胜后，清政府直接统治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随后，清政府在这里设官置守，驻军屯田，征收赋税，最终结束了我国西北地区长期动荡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向前迈进。
（三）阿古柏入侵与西北边疆危机
道光二十年（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系，清王朝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还出现了空前的边疆危机。沙俄侵略者不断蚕食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俄国入侵我国北方边疆始于17世纪。19世纪以后，沙俄积极向中亚诸汗国和中国扩张，强行割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获取了大量政治、经济特权。沙俄南侵中亚及清朝西北之际，英国占领阿富汗，染指中亚和新疆事务，与俄国角逐激烈。这样，俄国的南下政策及其中亚扩张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发生冲突。同治三年(年)，新疆爆发了反清大起义，清政府由此对新疆大部分地区失控，失守区域演变为“圣战”旗号下的封建割据混战。期间，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新疆，逐控制了新疆大部地区，建立所谓“哲德沙尔”国，西域和卓家族宗教势力随之消失。阿古柏政权在新疆大肆修建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掀起宗教狂热，臆造伊斯兰文明盛况。沙俄借新疆动乱、阿古柏入侵和英国渗透新疆之机，加紧征服了中亚三汗国，英、俄在中亚的角逐日趋激烈，新疆遂成为英、俄侵夺的焦点。而阿古柏也急于获得英俄两国对他侵占新疆的承认与支持。沙俄于同治十年(年)武装侵占了伊犁地区，在同治十一年(年)和同治十三年(年)，阿古柏分别与沙俄和英国订立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俄英承认阿古柏政权，俄商获经商、设置贸易代表等特权，英国取得在喀什噶尔设“大使”、“领事”和“置产”的特权。阿古柏与英国勾结更加紧密，英国乘机加紧武装阿古柏和侵略新疆地区，使新疆危机日益严重。
（四）清政府收复西北与新疆建省
阿古柏入侵、沙俄武装侵占伊犁，以及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使西北边疆危机日益成为困扰清朝的严重问题。清政府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谋划收复新疆。但同治十二年(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掀起了东南海防危机。于是清政府内部掀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争议的焦点和实质在于是否收复新疆。以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塞防派官员力主收复新疆，最终“塞防”派获胜。光绪元年(年)五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全面负责收复新疆。左宗棠积极整编部队，筹集饷银，制定消灭阿古柏政权与驱逐沙俄、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清军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战斗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后，清政府曾多方交涉，要求交还伊犁。清政府一边令左宗棠积极备战，一边相继遣崇厚、曾纪泽赴俄交涉收回伊犁，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挽回了一些损失，使清政府丧失了大片领土和权益。光绪八年(年)二月，清政府正式接收伊犁，收复整个新疆。新疆沦陷后，原设新疆军政机构几乎全部瓦解。清军收复新疆期间，采取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各地设立善后局[4]，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新疆的社会经济。新疆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使伯克制、札萨克制、盟旗制等藩部统治制度难以为继。左宗棠、刘锦棠上奏朝廷并谋划新疆设省。光绪十年(年)九月，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新疆建省是清朝边疆统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加速了治理新疆的内地化趋势。郡县制度在新疆的推行，强化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有利于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安全。同时，伯克制度等藩部制度被废除，缓和了新疆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二、防御与开发：清政府治疆方略的基本目标
中国传统的安全战略本质上是防御性的，通过中央政府在边疆区域始终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重点是保护中原地区的城市和发达的农业。清王朝是入关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在边疆防务和治理上，采用了宗藩体制。统治基础主要为满蒙联姻、笼络汉族上层的联合统治，其积极影响是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对清帝国的认同，其消极影响在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边疆和国防关系，清政府放弃了中原汉族王朝时代对边疆领土的防御意识。汉族王朝时代从战国时代就筑长城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成为中原王朝传统的防御战略。清政府放弃在边疆地区建设永久的生产设施和基地，致使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内地。当前中国依然没有改变国家防御战略的历史传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防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其实，积极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御，时刻准备将来犯之敌拒之门外，时刻控制战争主动权，方为最有效的防御。一开始就把战略防御作为出发点，即使“诱敌深入”战术成功，也难免战略上处于被动。当然面对实力强大的敌人，纵深防御是必须的。这是由于农业文化的静态性和封闭性所决定，看家护院是基本职责。清政府坚持防御和开发的治疆目标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坚持“因俗而治”，维护制度安全
清代的治边思想基本继承了明初朱元璋的“怀柔”思想和王阳明的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变通思想。清代前期是我国古代治边的集大成者，对治理新疆亦如此。而夷夏观是因俗而治的思想理论基础。[5]清初遵循“以汉化夷”的安全思想，制定了“因俗而治”的治疆政策。新疆主要是伯克制、札萨克制和盟旗制等藩部制度，他们都是国家实行的一种治边策略和手段。随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逐步成熟，传统的“以夷治夷”的治边思想已不合时宜。由于清代的“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不断加深的边疆问题引起了统治者的北京白癜风医院在那里啊治疗白癜风的中药方